摄影术

部分中国人接受了摄影

摄影术发明后不久便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进入了中国。在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科学家邹伯奇也在《墨经》和《梦溪笔谈》的基础上研究光学现象，并于1844年完成了与此相关的专著《格补术》和《摄影之器记》，同时成功研制出了“摄影之器”——尽管这台器材实际上是用做测量的仪器，但其中应用的小孔成像、透镜成像原理以及调焦、用纸承像等手段，都使得这台机器无限接近用感光材料把影像固定下来的照相机。

尽管中国古代早有光学研究成果，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摄影、成像之术还是显得十分神秘莫测。故而当人们面对手持照相器材的洋人摄影师时，也产生了几种不尽相同的反应。

1844年10月，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带着他的达盖尔银版相机来到了澳门，此时的中国人对照相机并不反感，也不害怕，应埃及尔之邀拍摄的人还会对这古怪的器材表示好奇。在当月18、19两日的日记中，于勒·埃及尔写道：“行人对我的拍摄要求每每非常配合。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很多人愿意为我摆姿势；作为回报，应他们的要求，我会在拍照后向他们展示相机内部的构造以及抛光的金属版上的影像。他们满怀惊奇，笑声不断。”之后的半个月，埃及尔拍摄了很多照片，同时指出，当时的人见到照片更像是孩子看到新奇事物时候的反应，更多的是“朦胧的好奇”，而非震惊。

同样是1844年，一位叫做奥斯蒙德·蒂法尼的美国游客记述的情形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记述一家照相馆开业情形的文章中提到：“很多守旧的中国人对照相术感到又震惊又迷惑，有些人觉得摄影师是巫师。”

显然，用一家摄影馆开业时的围观人群的态度指代所有人对摄影的态度是片面的，清道光朝进士、诗人周寿昌于1846年游历广东，并在其时接触到了摄影术，遂作《广东杂述·画小照法》记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所谓的“画小照”便是摄影，“术人”即是摄影师，这段文字清晰地记录了彼时摄影师进行人像摄影的基本情形，而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也是对这种方法的肯定，并没有过多的惊讶或是惶恐。

然而，周寿昌对摄影的态度并不能代表所有清朝官僚的态度。1858年，后来因为火烧圆明园而臭名昭著的英国全权特派大臣额尔金勋爵詹姆斯·布鲁斯在与清政府高层官员会晤的时候就曾展示过照相技术以及电报技术，但当时与额尔金进行会晤的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却对电报技术更感兴趣。显然，桂良等人当时都被额尔金“电报能让皇上的号令更快地送达各个省份”的说法所吸引了。但是，桂良等人却不拒绝照相，他们在额尔金建议大家合影留念时都“很开心”，并向额尔金表示了感谢，“很快就位，准备拍照”。

显然，大臣们并没有在照相后将照相的心得分享给恭亲王奕訢。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很多资料上都有记载，恭亲王在初见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照相机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但是这种情况在之后摄影师对恭亲王的拍摄中很少见。1873年，同样是著名在华摄影师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恭亲王坐在花园中的圈椅上，右手大拇指戴着扳指、扶着假山。神色严肃但也较为自然，坐姿也较为放松，可见已经适应了拍照。

裕勋龄拍摄的慈禧（左三）照片，图中左一为裕勋龄的母亲，其余两位女性是裕勋龄的妹妹德龄和荣龄，照片拍摄于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