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

中国影像史上的“决定性瞬间”

中国影像史上存在无数的“决定性瞬间”。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高初曾讲述过这样一个动人的影像时刻：

在解放战争早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摄影在战争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街角、营房在举办临时影展，战壕中传递着照片册页。拍照是部队生活中的大事，每当发起冲锋之前，随军摄影师会给每位敢死队的战士拍照。这是生命中的庄严时刻，也许是最后时刻。穿戴整齐、摆好姿势的战士们在拍完生命中最后一张或许是唯一的照片后，冲向九死一生的战场。即便他们隐约知道，由于物资匮乏，相机里很可能并没有胶片。

突击队员整装待命。1987年太行山大别山喜马拉雅山（三山）展览。

由于物资匮乏和工作机制的特殊性，战争时期与新中国时期的摄影作品，甚至比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摄影作品更加难以找寻。而新中国图像的制造者，因处在当年的不署名或是集体署名的特定历史情况下，身份有时也会成为谜团。但实际上，这是名字可查、数量有限的一个群体。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民国时期的摄影活动中享有盛誉；另一些人，在战争年代开始摄影生涯，间或受到民国摄影及视觉经验的影响。

无论如何，近半个世纪来，这个无名的摄影群体制造了能够被公众看到的绝大部分重要图像。他们的大部分人，一生没办过一次展览，没出过一本画册。我们很难把记忆中难以忘怀的图片和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他们之中，有人在当时就未曾被提起，在当下也已经被遗忘。任何一位关注中国摄影现状的人士，都会渴望能从中打捞出有关中国摄影史更为完整的脉络与更为幽微的细节。

佚名照

资料的打捞、收集与抢救，实际上是在灰烬中重新复原个案的辛苦劳作。高初指出，我们要克服的不只是档案的封闭性，也有旧底片在化学上的不稳定性。这些脆弱的底片经历了战争时期非专业的保存条件，每隔一两年都会以可见的速度毁灭。一些展厅只能展出“几无留存”的字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展”体现出策展团队对于抢救使命的野心与行动力。策展人在短短10天里编出了一本400多页的画册。而这一展览的分量，更体现在三层展厅、数个板块、600多幅照片组成的庞大体量之中。

写作我国第一部中国摄影艺术史专著的陈申教授指出，现代中国摄影的队伍由两部分创作者组成。一部分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摄影家或艺术家。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影响了一些民间摄影团体。第二部分则是接受了革命教育，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一摄影家。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的口号。此后，抗战前和抗战初，几万到十几万革命青年、知识青年从全国的各个城市奔赴延安。其中有从事舞蹈、教育、美术的，还有诗人、剧作家和摄影家。这些延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摄影家，与文人、知识分子摄影的创作脉络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

骆伯年，留学达城自拍像， 1939。

从五四以来的都市文人摄影，到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红色摄影，两条线索体现在这次展览具有系统性的主题设置之中：“文人、画意、都市与现代”、“文人与史诗”、“1949：一个时刻和新中国摄影机制的生成”、“1949年的中国摄影”、“佚名照，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早期中国影像原作展”、“中国当代摄影书作品：纸上的视觉叙事及其他”、“中国革命的视觉档案”。

而这些档案整理和研究成果，自2015年起就汇集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之中。从摄影作品保存的可靠性、艺术家共同制作馆藏的工艺规范性、国内外美术馆间合作展览的开放性，以及摄影史论和理论学术研究的可行性等诸多方面考虑，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借此契机，设立了国内第一家专设摄影部的美术馆。

刘半农，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