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

作为收藏与经验的摄影

很多世界大型美术馆和博物馆都有自己的摄影部，这既是为自己的文化建立良好的学术性研究系统，也同时进行系统收藏。连州摄影节创办人、连州摄影博物馆馆长段煜婷指出，这一点上我们的亚洲近邻日本就做得非常好。日本最著名的摄影博物馆是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博物馆学术委员会自成立开始，就制定一个日本摄影史上绕不过的摄影作品大名单，先列出来，然后一点点筹措经费去研究和收藏。实际上，所有最好的、最完整的摄影家个案，只有搁在某个机构里，才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并被学术界所不断深入探究。

现今，中国的艺术馆典藏留给摄影的一席之地尚不多。中国美术学院摄影部的成立，算是在空白稀疏的地带，尝试整合展览与学术机构，使之变成美术馆的公共型机构合作。如高初指出，这是让档案更好发挥作用的方法，也可以有更专业细化的机构分工。此前，高初团队做了十几年的学术准备和研究，包括口述采访、编辑和策展工作多是由一个人承担，摄影部的成立可以使这项工作更为系统地推进。“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档案界、学术研究界、美术馆界、书法界的联合，在这个阶段能对中国摄影产生最大作用”，“但愿我们这个工作仅仅是一个开始。”

沙飞，1940年冬，北岳区反扫荡战斗。

摄影频繁出现在美术馆、画廊系统当中，在中国还是近20年的事。在这一过程中，摄影越来越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当代艺术中的摄影实验为摄影界带来了许多新观念、新方法、新样式；另一方面，矛盾的是，当摄影以实验影像的方式日益走近当代艺术舞台的中心，它就越来越丧失了在社会中的批判意识和直面现实的精神动力。

当今海外的中国学已慢慢地转向了视觉档案的研究，而美术馆也越来越关心摄影如何进入美术馆馆藏来做展览和做研究。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李公明认为，历史图像学如今在不断引起读者关注。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研究等学科对于图像的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及其影响，都有越来越深入的研究。然而，我们如何看待图像作为资料与文献的区别和共同点？如何在现有的图像管理资源、机制中挖掘更多的宝贵图像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资源？这些不仅仅是学者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公共文化的领域。

这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拍摄于1938年，延安。此照片由白求恩朋友莉莲的儿子比尔先生提供。

要用摄影经验改造美术史，而不是用美术史去解释摄影史，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在他看来，陈申的《中国摄影艺术史》一书精彩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摄影史当成美术史来写。此外，摄影也不只是历史文献，摄影就是历史的肉身。套用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句式，重要的不是作为历史的摄影，而是作为摄影的历史。也因此，在他看来，研究比收藏更重要。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所、摄影部和摄影系三重结构，希望完成的是包含典藏、研究、教育、展示和传播在内的综合工作。早在2004年，他们已经希望倡导成立一个研究性的摄影史博物馆

（甚至不是摄影博物馆）

，目的即是透过摄影来探讨中国的现代性经验，感知和探讨中国现代史。高士明说，“我们关心的摄影，是作为经验的摄影，我们研究的是影像的时刻，影像的现场。我们不只关心艺术摄影，我们也关心生命影像，关心存在的影像，这不就是艺术本身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