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一年中，他有200多天在基层。作为摄影记者，他随时做好冲向各类新闻事件一线的准备；作为摄影家，他不断打破自我舒适圈，让作品充满文化内涵；作为中国摄影艺术事业发展的组织者，他竭尽全力引领中国摄影艺术事业走上更好的发展道路。他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著名摄影家李舸。

李舸肖像

　　一、以每一次定格的跃动，在希望的田野上倾情深耕

　　中国艺术报：今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希望的田野——脱贫攻坚共享小康全国摄影展”引起了广泛关注，您担任了展览总策展人。请您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李舸：“希望的田野——脱贫攻坚共享小康全国摄影展”是中国文联的重点项目，得到了中国文联党组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筹备期间，中国文联党组领导多次亲自审稿并给出重要指导意见。

　　其实几代中国摄影人几十年来始终在关注并记录农村的脱贫事业和发展变化。正因为有了这样深厚的创作实践基础，2017年年底，中国文联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重要精神过程中，批准中国摄协立项“影像见证新时代聚焦扶贫决胜期”2018—2020大型影像跨界驻点调研创作工程，组织艺术家进行驻点式创作。

　　3年来，项目积累了一批优秀作品，同时我们也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关于脱贫攻坚的优秀影像。这次不仅展出了150多位摄影工作者在不同时期创作的180幅作品，同时也能看到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展览作的序，这在我国的摄影展中还是头一次。中国书协主席孙晓云为我们题写了展名、多位知名作家根据展览内容撰写感言、随笔，这都增加了展览的思想性与学术性。

　　我自己特别关注中国乡村的发展变化。1991年我到《人民日报》做摄影记者，接触的第一个相对较大的采访任务就是去拍摄希望工程。大家都知道，在摄影家解海龙老师的努力下，希望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当时我们是在团中央的要求下到农村去拍摄希望工程。虽然没有像解老师拍得那么长、那么深，但也因为那样的拍摄，让我更加有情感去关注中国乡村的发展变化。我曾经说自己是“走村串户两脚泥”。虽然我没有在农村成长、生活的经历，但我一进村，内心就特别温暖、自在，也特别愿意跟农民朋友们打交道。所以这30年来我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了很多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跟在很多摄影前辈的后面学习成长的，也逐渐树立了正确的职业观和艺术观。

　　透明的病例　2003年5月摄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李舸　摄

　　二、摄影是一剂“精神良药”

　　中国艺术报：在抗击非典期间，您在前线拍摄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

　　李舸：我是一名摄影记者，当国家遇到突发重大事件时，理所当然要冲在最前线。2003年非典发生时，我主动给报社领导写了一封请战书，申请到北京的非典定点医院采访，后来在这个医院里工作生活了十几天，做了系列报道。当时《人民日报》在一版给我开辟了一个栏目。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似，当时社会恐慌，对非典情况有很多不了解。而这个时候，就需要记者起到解疑释惑的作用。这靠的就是通过我们自己体验式的亲身采访，告诉公众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采访中，我感触很深。十几年前在非典病房里，患者没有亲人陪伴，相互间信息传递很困难，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

　　记得我刚进入医院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这样的状况。从北京其他医院转来了患者，他本人连同带来的所有物品，包括病历都是污染品，按防护规定都不能带到半污染区、清洁区。纸质病历拿不出去，怎么给后方的专家会诊？当时想了一个办法，在病房里的医护人员把病历贴在玻璃窗上，半污染区的医护人员拿着白纸把里面病历上所有的文字、图形都抄下来，再去给专家看。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些都不算是问题了，现在很多病历都是电子化的，而且我们也能随手用手机拍张照片、发条微信。

　　中国艺术报：当时有没有特别令您感动的事情？

　　李舸：我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非典病房工作时，有个家庭四口人都得了非典。小两口病情相对较轻，陆续出院了。这家老奶奶当时住在我们这个病区，病情最重的是老爷爷，住在我们楼下的ICU。就在同一栋楼，但老两口见不了面，那时要求很严，不同病区尤其是普通病房跟ICU之间的人员不能往来。

　　那时两位老患者没有手机，病房里也没有台式电话。医务人员靠医用对讲机来沟通，患者之间怎么办？后来护士想了一个办法，让老两口相互写纸条，但纸条怎么传递也成了问题。最后就只能把纸条放在没人的电梯里，空着上下传递纸条，双方护士再取出来消毒，分别给两位老人看。

　　有一天早晨我刚上班，看到我们病区的护士长拿着一个纸条站在老奶奶病房门口徘徊。我问她：“为什么不进去？”她说，老爷爷昨晚去世了，这张纸条是老爷爷去世前的绝笔。她当时特别纠结，当然最后还是送进去给老奶奶看了。在那一刻，作为摄影记者，我想如果要是进去拍照，肯定能拍到最鲜活、最具有冲击力的画面。但我觉得那样做不太道德，也很没礼貌，所以我没进病房，而是在外头隔着病房门上的小窗户拍了一张照片。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福建省立医院护师徐健　李舸　摄

　　中国艺术报：2020年，在您的带领下，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圆满完成工作，在这期间您拍摄了《你是我最牵挂的人》，请介绍一下拍摄的情况。

　　李舸：在武汉奋战的66天，我在病房里观察到，患者只要意识清醒、生活相对自理，手里肯定握着手机。手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就是他的家人，代表了他跟外部世界的联络。这次我为什么拍《你是我最牵挂的人》这组照片？有人说画面里有手机不新鲜，觉得在用手机做道具。但我认为，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手机对患者和医护人员来说，就是一剂“精神良药”。

　　我们在拍摄肖像时了解到，很多医务人员下班回到自己的驻地，放弃休息时间，通过手机与患者沟通，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帮他们解答用药后的反应，甚至帮他们下载一些音乐、影视节目。而且，好多医务人员的手机里都有跟患者的合影。当时我也觉得挺奇怪，就问这些照片是哪里来的？医务人员说有些照片是患者传给他们的，因为患者在出院时几乎都希望跟医务人员合影。所以我拍了特别的肖像《你是我最牵挂的人》，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家相互信任、相互鼓励，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内在力量。

　　中国艺术报：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成员刘宇与您的对谈文章在网络上很受关注。正如您说的，自己也是见过一些生死，内心还算足够坚毅的人，但每天都要跟着流泪好几次。是什么给您如此大的感触？

　　李舸： 2020年在武汉采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66天，是我30年职业生涯中从没经历过的。摄影记者总是常年在外奔波的。我参加工作以来，在一个城市都没有完整地待满过1个月，包括家乡北京。

　　这次在武汉，我们获得了一次跟4.2万多名医疗队员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这不是一场新闻采访，也不是一次艺术创作，而是一种直指心灵的生命体验，是一种跟医护人员交流之后精神上的升华。我们不仅拍摄了4.2万多张肖像，我们更是记录了4.2万多个抗击疫情的故事。我们还尽可能地为医疗队员录制了短视频，做了沟通，经历了4.2万多次感动。

　　这次在武汉的346支医疗队，几乎每支医疗队里都配备了心理医生，他们说我们的拍摄是一次非常好的心理治疗。医疗队员中有将近一半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医务工作者。很多人是瞒着家里长辈来的，他们内心压力非常大。虽然有新闻媒体对他们进行采访报道，但涉及到的人毕竟凤毛麟角。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为4.2万多人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舒缓心情的机会。

　　中国艺术报：我们了解到，小分队在拍摄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和原则。

　　李舸：我们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拍摄要有两个基本的底线，第一是绝不能影响病区的正常救治和护理工作，第二是绝不能影响医务人员的安全和休息。所以我们都是在医务人员下班从病房里出来，要到淋浴间洗消前摘掉口罩的那一瞬，我们就守在淋浴间门口拍摄，每个人大概也就一分多钟，真正摘下口罩大概也就十几秒。还有值班医生，他们工作时间较长，中间会在医院缓冲区的休息室吃饭，我们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拍照，这个时间也非常短。但是就这么短的时间，医护人员愿意跟我们表达和诉说。

　　后来我们调整了一下工作方式，效率大大提高了。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我一天大概能拍一百六七十位医疗队员，其中有超过3 / 4的人会在我们的镜头前流眼泪。其实我们就问一句话：“疫情结束之后你最想做什么？”或“你此时此刻最牵挂的人是谁？”这就打开了一道情感释放的闸门，每到此时，我都会陪着他们流泪。

　　希望小学的孩子　1991年12月摄于广西百色　李舸　摄

　　中国艺术报：您带队奔赴湖北，许多摄影界的人士表示，中国摄协的主席亲自带队到抗击疫情的一线，很令人感动，对广大摄影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与鼓舞作用。您怎么看这些评价？

　　李舸：春节期间，中国摄协曾经向全国摄影人发出过倡议，希望大家停下外出的脚步，能够待在家里，把镜头对准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记录身边的感人故事。事实证明，后来许多摄影人就是围绕这样的主题，创作了很好的作品，举办摄影展，甚至还出了画册，都是非常感人的。

　　但倡议刚刚提出不久，我就带队去了武汉，所以当时还是有一些质疑的。实际上我们当时也作了解释，因为我们希望停下脚步待在家里的，是指那些在特殊时期没有工作职能的摄影人或摄影爱好者。但反过来，有工作职能的摄影记者在这个时候就要挺身而出。我不仅是中国摄协的主席，我更是《人民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冲在突发事件的第一线，是我这30多年来的一种工作状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此外，小分队在武汉组织的摄影志愿者，大部分也都是已经在武汉进行新闻采访的各个媒体的摄影记者，还有的是武汉和河南参与公益救助行动的志愿者。作为有工作职能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摄影记者，我们应该冲到第一线，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起到解疑释惑、记录、鼓舞和传播的作用。

　　三、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案例

　　中国艺术报：请您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向专业摄影道路的？

　　李舸：上中学的时候我其实是美术类考生，但最后却选择读了新闻专业。我父母都是军人，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是听着军号声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想做战地记者。我从中学开始喜欢摄影，后来毕业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摄影记者，到今年整整30年。

　　这30年来，我基本上做两件事：一是我作为中央时政新闻记者，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九大，从第七届全国两会到第十三届全国两会，我都参与了报道。还有国家的重要历史事件，比如说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以及外国元首访华等。二是我始终冲在突发性、灾难性新闻事件的第一线。所以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无论工作到多晚，无论在家里还是出差，我一定会把电脑、相机装在一个包里，放到卧室。这样一旦有紧急情况，拎着包就可以走。

　　中国艺术报：从您的作品中，我们时常能感受到一种影像在错落叠加中产生的强烈的时空对话感，以及您赋予传统文化新的艺术属性。您希望您的这些作品表达出怎样的内涵？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和探索？

　　李舸：我始终在尝试打破自己的创作舒适圈。我认为，艺术创作首先要有严肃的艺术态度和严谨的艺术理念。我个人认为大致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界定你的拍摄行为是否是艺术创作：第一，自己有没有一种强烈的想去表达的内心冲动？第二，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或生存状态，有没有深入的思考或深刻的思辨？第三，有没有一种异于他人的独特表达？这三点基本构成了艺术创作的起步条件。

　　我刚工作的时候内心是有些狂妄的，因为我才20岁出头就做了《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拿到了最专业的相机，有了最优越的拍摄条件和机会。但那时拍的照片只有表面冲击感、形式感，或者说有很强的标签化、符号化、宣传味。后来拍到一定程度，慢慢发现那些东西太浅、太表面。所以不停地否定、推翻自己的一些拍摄行为或想法。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或经历过一次重大事件，我都会做一次梳理和课题研究，这也是《人民日报》给记者提出的要求。

　　到现在为止，拍纪实类影像或新闻类影像，我都要求自己做到不剪裁。这也是当时跟解海龙老师学的，因为他当年把一批希望工程照片投到《人民日报》等媒体，我当时负责希望工程的采访和编辑工作，这些照片就到了我手里。解海龙老师那套7寸黑白照片都带黑边儿，为什么？因为135底片只有满底放大才能带黑边儿，说明他的照片没做过任何剪裁，这对我冲击很大。也是因为看到解海龙老师对作品的这种要求，这么多年来我对自己也非常严格，就是尽量做到满底拍摄，不剪裁。此外，如果在拍摄现场已经有两个人或三个人站在某个位置拍照，我尽量不希望自己成为第三个人或者第四个人，逼着自己去找不同的角度拍摄。这其实也是给自己定了个死规矩，就是不要重复别人，尽量想办法打破舒适圈。所以大家后来看到我的一些作品是书影、画影，以及用不同材质，比如用宣纸、木头、陶瓷、丝绸等多样化的材质融合起来创作的。我特别希望把自己变成一种案例来供大家分析，我的尝试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成功，但这样做也许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新灵感或思维。

月亮夺冠　2008年摄于北京奥运会　李舸　摄

　　中国艺术报：成为中国摄协主席后，您的作品也参加了一些展览。您的作品都会在众多的作品中备受关注，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您的作品有独特的“李舸风格”，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也非常期待看到中国摄协主席的作品。您现在进行摄影创作，会不会有一些来自于主席这个身份的压力？

　　李舸：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曾经在中国摄协主席团里说过，如果谁把主席团的履职职务当成领导或官，那就麻烦了。既然是大家选择我们来做组织者、服务员，首先要把心态调整好，我们的一言一行会影响很多人。

　　我在每一次拍摄、发表观点的时候都要考虑，这不仅代表我个人，还代表中国摄协，代表中国摄协主席团，甚至代表了中国摄影的一种方向。这并没有制约我的创作，反而更加自如，我就是一个摄影记者，一个普通摄影师。我对自己的作品有非常严苛的要求，就是所有艺术作品只有一件，都是孤品。我自己刻过一个“独幅原作”的章，就是证明我这个作品只有这一幅。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给自己“断后路”。另一个“断后路”的事情是，除了创作观念性、跨界性的作品，我基本上不进行后期调整。

　　我对自己展出的每一幅作品，在制作上要求很严格，比如我之前创作过的宣纸作品，其中每个环节都有文化属性。首先，宣纸是世界文化遗产。其次，我拍摄的题材也都是传统文化，很多还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后，打印出作品后，还要加上自己手写、刻制的内容。甚至包括装裱的形式，都要有文化含量、文化属性。

　　四、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要站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去考量

　　中国艺术报：您曾经说，在一年中，您大约有200多天是在基层的。请您介绍一下，在基层您主要做什么？

　　李舸：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夸张。按照中国文联的要求，我要做好履职工作。我在基层一是按照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协要求，做好会员和广大摄影爱好者的培训工作；二是参与各种类型的摄影活动，这对摄影人尤其是基层的摄影人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同时也能在摄影活动中交流、探讨许多摄影理念，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三是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和新闻采访；四是做一些社会公益性、跨界的工作。

　　中国艺术报：如今摄影作品的传播方式和渠道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多种类型的平台与静态、动态画面的组合，产生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您怎么看当下摄影作品的传播？

　　李舸：我工作30年来，从刚开始的胶片相机，逐渐过渡到数码相机、手机、无人机，工作设备越来越便捷，视角越来越多元。发稿方式上，从过去纸质扫描、传真，到现在移动互联网点对点的瞬间传输，这些变化也带来新的工作方式及信息传播方式。我也逐渐从传统纸媒的摄影记者变成了融媒体的多栖记者。很多摄影人已经不是简单地拍摄静态照片了，他们还要拍视频，尤其是短视频。

　　2012年我担任中国摄协副主席时，就提出一个设想：能否在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加入多媒体或流媒体单元，因为当时都市类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加入流媒体作品，受到广泛欢迎。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国摄协的支持，成立了专家组，来制定评审规则。如今，短视频发展已经非常迅猛，摄影人的短视频制作水平也越来越高。

　　现在摄影发展已经不单是静态的了，也是多元化、多媒体的融合互动方式。但说到底，静态影像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受众看完海量动态、散乱的影像后，真正记忆深刻的，还是一个相对凝固的画面，这就需要我们摄影人具备提炼、概括的功力。

帕米尔的微笑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群孩子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脸　李舸　摄

　　中国艺术报：摄影器材的普及让中国的摄影“人口”迅速增加，同时摄影界也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现象。您怎么看待？

　　李舸：中国摄影人群非常大。随着人员的增多，对器材的需求自然也会多，由此也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很正常。

　　有些摄影人在交流创作体会时基本说的都是设备和技术，这是可以的，但它不是艺术创作最根本的，不能唯设备论、唯技术论。器材只是我们在进行不同题材创作时的基本准备条件。还有就是有些摄影人过度强调和依赖后期修图，这也需要探讨，我认为还是要把握分寸和尺度。再有就是摄影作品同质化的问题，我们经常能见到跟风、模仿甚至剽窃的作品。针对这些现象，我们要区分看待，如果仅仅把拍摄作为休闲和娱乐，那么你只要不违反法律、道德，尊重他人，拍什么、怎么拍都可以；但如果想把自己的行为定义在严肃的艺术创作上，或要去参加相对学术性的、专业性的摄影活动，那对自我的要求就要高。作者将自己独到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思考有机地融入到艺术创作中，无论什么题材，无论什么表现手法，自然都会豁然开朗。

　　中国艺术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您认为作为摄影人应该如何来坚定并且表达文化自信？

　　李舸：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要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去考量。在国际交往中，也许中国的摄影有几个“最多”：摄影人群、爱好者的数量可能最多；中国每天通过移动互联网产生、传播的照片或影像的数量可能最多；中国开展的各种摄影活动可能也是最多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的摄影还不够强，我们的摄影还缺乏自己的文化内涵和底蕴。我们还是要不断充实文化修养，努力挖掘文化特质，形成自己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五四运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三个命题：第一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今天广大摄影人依然面临这个问题的思考；第二是如何看待中西文化关系？国际交往中可以学习、借鉴，更要尊重和平等，要在自己的文化主体中融合、创新，这样才能建立一种国际化的平等交流机制；第三是如何选择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的摄影人来说也是这样，要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艺术创作道路，不能一味照抄。

　　鲁迅先生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以下四个方面对我们今天的摄影人格外重要：第一，是否具备深度介入民族历史和干预现实的积极品格。第二，如果想从事摄影艺术创作，那么摄影不是娱乐、消遣的附庸，而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行动。第三，愿不愿意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丰富见证。第四，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批判性的人文精神。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