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论

四、以社会纪实为主要特征

1、社会纪实摄影的特征

摄影的社会纪实功能一直是摄影家所关注的重点。如果有人试图描绘160年前世界历史的某幅图景，他除了使用文字之外，还可以通过画家的作品，以虚拟的方式完成一次并非客观真实的旅程。文字的描述需要读者以自己的想象来补充，画家的作品也只能提供一个并不确定的疆域，构成与时代真实若即若离的距离空间。然而有了摄影，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可能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数，让历史不再遥远，让未来更有价值。这就是摄影与生俱来的纪实的力量，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在摄影者的目光注视下，穿越真实的时光隧道，从历史一直走向永远。

2、老一辈纪实摄影家

在老一辈以社会纪实为主要拍摄方向的中国著名摄影家中，有这样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著名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石少华出生于香港，1938年奔赴延安，在抗大成立三周年时，他因拍摄照片而崭露头角。以后相继担任抗大记者团摄影记者、冀中军区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社长等职。在画报社期间，曾随军拍摄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照片，其代表作有《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和《埋地雷》等。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等职，并致力于摄影理论的研究，出版多部专著。

著名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吴印咸从1919年开始学习摄影，前期的摄影风格以画意摄影为主，在上海担任照相馆摄影师时曾以《田螺》获瑞士摄影沙龙奖。1938年到延安电影团任摄影队长，拍摄风格转向纪实，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白求恩大夫》，随后又拍摄了《南泥湾》等多部影片。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了十多部摄影专著。

杰出的摄影家沙飞原名司徒传，受鲁迅等作家的影响开始了摄影生涯。1935年在上海参加“黑白影社”，并多次举办个人影展，受到很高的评价。其中展出过纪念鲁迅的30幅作品，生动地刻画了鲁迅的伟大人格，是我国摄影史上少有的珍品。此后他在山西参加八路军，于1939年创建党的第一个新闻摄影科并担任科长，以后又在他的提议下创办了《晋察冀画报》并任画报社社长，在中国摄影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著名摄影家、摄影教育家郑景康曾在1934年在北平举办第一次个人影展，以后又在延安从事摄影工作，并出版了多部摄影集和摄影专著，其代表作有《残废者之挣扎》、《乐天》等，曾两次为毛泽东同志拍摄标准像。

曾任《晋察冀画报》副社长和《冀热辽画报》社长的罗光达，是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中最早的摄影战士之一，对解放区的新闻摄影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代表作有《太行山上》、《破坏桥梁》等。

徐肖冰和侯波夫妇，是一对杰出的摄影伴侣。他们携手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许多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作品。前者的《抗美援朝》、《英雄赞》以及后者的《毛主席在飞机上办公》、《刘少奇副主席在广州视察》等都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佳作。他们合著的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也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珍贵财富。

曾任《中国摄影》杂志主编的高帆，以其在1946年拍摄的《杀敌英雄、爱民模范黄克勤》为军队开创了以专题摄影手法报道先进人物的范例。

3、“四五”摄影的意义

在新中国的社会纪实摄影中，真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这样两个重要时期，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的拍摄，摄影者以自发的力量通过照相机争取科学与民主的自由，照片具有强烈的现实参与感和历史意识，并且推动了中国摄影经历了重要的转折点。其中李晓斌拍摄于1977年的《上访者》是无可争议的经典型作品，他将镜头对准了一位目光彷徨的上访者，将经历了文革磨难之后的中国人的心态揭示无疑。尽管这幅作品迟至1986年才得以公开，却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4、希望工程摄影纪实

另外一个就是进入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当时的中国摄影界不仅在理论上对纪实摄影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同时也诞生了一大批在社会纪实摄影领域卓有成就的摄影家，其中得到社会普遍公认的当属解海龙的《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他在拍摄时选择了十条采访路线，走访了16个省40多个贫困县的150多所农村小学，行程4万多公里。照片后来于1994年结集为《我要上学》，作品破例在人民大会堂展出。这些反映失学儿童悲惨状况和贫困地区乡村教育现状的照片，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到海内外，获得了大量的集资。这些作品无疑使解海龙成为当代中国大众社会中“影响力最大的摄影家”。

5、当代纪实摄影的走向

此外，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纪实摄影中，有这样一些摄影家和作品同样构成了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丰富空间——

朱宪民的《黄河两岸、中原儿女》多侧面地表现了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存姿态，成为现实主义“宏大叙事”在摄影上的体现。吕楠的《精神病院》以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将生活在精神病院这个特殊空间的人们的生存状态，隐喻为社会的病态；另一位摄影家袁冬平也拍摄了相同的题材。

上海摄影家陆元敏和周明，在他们视角不同的上海纪实摄影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纪实摄影的个人化风格，从看似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了人性的意义。韩磊以其作品《铁路与人》获得琼斯母亲纪实摄影奖，他以主观的观看方式对客观现实进行了整体性的印象把握。赵铁林的《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以及《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是在价值观念趋向上最为偏离主流价值观的作品，却具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文化纪实摄影热中的始作俑者是徐勇，他花了一年时间拍摄了北京胡同，并出版了《胡同101像》摄影作品集，使北京胡同名闻海外，还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应。而李玉祥的“老房子”拍摄更是历经十多年，通过系列作品的样式契合了世纪末的怀旧心态，同样受到市场欢迎。

侯登科拍摄的麦客，是一个花费了近10年的影像工程，以相当全面的叙述方式呈现了麦客这个西部农民中一个特殊部分的生存景观。而张新民的《流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则是对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的摄影观看，结合大量的访谈实录文字，强化了纪实摄影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意义。

姜健在《场景》和《主人》这两部独特的纪实摄影作品中，以富有实证性的细节描述特点，兼顾了记录当代生活与保留历史记忆两个方面的需要。还有黎朗的《凉山彝人》、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俗文化的纪实和留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纪实摄影正在逐渐展开其无尽的生命活力。

20世纪末，《中国摄影》杂志邀请了50位摄影人，推荐建国以来50年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10幅照片。结果在被推荐的131幅作品中，选出了前10幅最有影响的作品，现依照推荐人数的多少为序介绍如下：

一、《我要上学（组照之一）》，1991年，解海龙 摄

二、《上访者》，1977年，李晓斌 摄

三、《在结婚登记处》，1957年，李仲魁 摄

四、《斗地主》，1950年，齐观山 摄

五、《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1976年，王立平 摄

六、《东方红》，1961年，袁毅平 摄

七、《小平您好》，1984年，王东 摄

八、《日月》，1985年，陈长芬 摄

九、《开国大典》，1949年，陈正青 摄

十、《欢迎志愿军归国》，1958年，吕厚民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