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论

       在鲁迅的杂文里，曾多次谈论过照相，其中“论照相之类”是鲁迅论照相的名篇。鲁迅自幼生长在绍兴，年轻时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又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由于鲁迅有两个国家三段不同地域的生活经历，他对照相的所见、所闻要比一般人多一些，加之他用社会学的视角观察照相，所论的照相自然有相当高度。尽管文章是透过照相衍生出社会问题，但所论的照相部分，仍丰富了中国摄影史的内容。

       鲁迅从“咸丰年间，或一省里，还有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说起，揭示了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所造成的迷信行为。晚晴社会有各种反对照相的声音，笔者还看过另一篇文章，国内著名画家盛伯兮在为柯易堂题画像时，这样写：“黑学白学方纷然，不谈彼法文孙贤，多少福头（指照相）古来匆，霎时变灭如烟。”，旧时的文人墨客对于照相的知识了解甚少，加之社会上的愚昧思想作梗，照相这种洋玩意，一直不被国人所接受。

       鲁迅幼小的时候（1895年之前），老家绍兴有了照相馆，人们从渺视照相、反对照相，怕自己的精气神被“威光”照走，发展到有人经不住照相馆橱窗内照片诱惑，“那时却又确有光顾照相的人们，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人物，或者运气不好之徒，或者是新党（维新派人物）罢”。敢于吃螃蟹的人们，战战兢兢地接触照相，当年的照相，有照全身像的，有照全家福像的，后来发展到有照戏装像的，就是不敢照半身像，“只是半身像是大抵避忌的，因为像腰斩。自然，清朝是已经废去腰斩的了，但我们还能在戏文上看见包爷爷的铡包勉（包公的侄儿），一刀两段，何等可怕，则即使是国粹乎，而亦不欲人之加诸我也，诚然也以不照为宜。”鲁迅在这一段行文中，写出了人们为什么不照半身像的缘由。

       清末时期，绍兴照相馆内的摆设，“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以表明这人的气管枝中有许多痰，总须陆续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执书卷，或者大襟上挂一个很大的时表，我们倘用放大镜一照，至今还可以知道他当时拍照的时辰，而且那时还不会用镁光，所以不必疑心是夜里。”幼小的鲁迅观察的非常仔细，以至于43岁的鲁迅在写这篇文章时，还能把儿时存储的记忆徐徐道来，行文中夸张、调侃，而且对照相行业所用的器材包括镁光都有了解。民国之前，人们照相要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仿佛在塑神像似的，照相如有些画意，或是面部有点阴影，一定认为是照坏了。民国初期，照相的艺术化才开始流行，三五个人随便坐着照的，或是照半身像的，均属于艺术照相。

       照相馆推出的全身像、全家福像，很快就被一些文人雅士看做“千篇一律的呆鸟了”，照相馆又推出“二我图”或叫“求己图”，实际上，鲁迅所说的“二我图”、“求己图”，就是在一张底片上的二次曝光，照相行业发展至今，仍有人使用二次曝光的照相技法。在一张照片上，两个自己或如宾主，或如主仆，这叫“二我图”； 在一张照片上，一个自己傲然地坐在太师椅上，另一个自己卑微可怜地向坐着的自己跪着，又叫“求己图”。一些文人雅士照了“二我图”或“求己图”之后，还在照片上面题“调寄满庭芳”、“摸鱼儿”之类的诗或词，挂在书房里，腐儒自赏。鲁迅极看不惯“求己图”上跪着的奴才像，他以国外的《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一书为例，深刻批驳了“求己图”是一种卑劣无耻的奴才，“我之常常将这些当作半张‘求己图’看”，这里所说的“半张”，就是把“求己图”坐在太师椅上的一半撕掉，只留跪着的一半，他还用犀利的笔锋写道：“将来中国如要印《绘图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这实在是一张极好的插画，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讽刺画家也万万想不到，画不出的”。鲁迅深刻揭示了一些文人雅士的病态心理，自“论照相之类”发表，旧派文人雅士才恍然大悟，此后，很少有人再去照“求己图”了。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4年，每礼拜天必逛琉璃厂，淘一些图书、汉画像拓片等，当年北京最早的照相馆，都在琉璃厂、土地庙一带，他每次逛琉璃厂必然经过照相馆，所以他对照相馆橱窗的陈设有有一些了解，他发现橱窗内时常调换照片，唯有梅兰芳的剧照“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常挂不换，“即此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当年人们照相从众心理普遍，很少有开创性，举几个例子，上海名伶冯子和坐在短栏杆上，照了一张时装像，从此人们一窝蜂的效仿，便有了名曰“冯伶坐栏式”；还有一位少女模仿外国电影明星，把两弯玉臂扶住云鬟，拍了一张玉照，于是照这种姿势多的不可开交，便有了名曰“少女欠伸式”；至于梅兰芳的“天女散花”照，或是“黛玉葬花”照，这些统称为仙女照，效仿的人就太多、太多了，女人效仿，男人也效仿，于是乎胖仙女、瘦仙女、老仙女、嫩仙女，奇形怪状的各式“仙女”纷纷出炉，想把自己扮成仙女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在选择仙女照之前，很多人并不考虑自身的条件或是性别。

       变态的审美和扭曲的人性，鲁迅在文章的最后丝毫不留情面地批判了其根源：“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彩色、弄墨水的人跋扈。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鲁迅的“论照相之类”，所论照相其实是文章的铺垫，文章的结尾是鲁迅最想说的话。

       鲁迅的“论照相之类”，可以看出他对照相很在行，那么鲁迅会不会也拿照相机去照相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筹备撰写《中国摄影史》时，编写人员翻阅了大量的摄影文献资料，在1937年6月出版的《飞鹰》摄影杂志第29页上，发现有周树人拍的“紫禁城”？《飞鹰》编辑部会不会借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机，刊载周树人拍摄的作品，以示对鲁迅的怀念之意呢？诸多的巧合，产生了诸多的疑问？幸好《飞鹰》的主编金石声先生还健在，原来是同名同姓不同人，虚惊一场。通过这件事，也证明了鲁迅只是论照相，但他从不拿照相机去照相，而且他还不赞成文化名人去照相。鲁迅与刘半农是多年好友，自刘半农留学归国后，刘半农的专业由文学转为了科学并热衷于照相，由此，两个人的关系渐渐疏远，鲁迅曾说过，我喜欢早期的刘半农，不喜欢这几年的刘半农，这几年的刘半农学问太“庞杂”了，由此可见，鲁迅对刘半农的转行以及痴迷照相，是存有偏见的。

       鲁迅的“论照相之类”，论述了清末至民初，绍兴和北京照相行业的发展，并详细地介绍了人们从恐惧照相到接触照相的过程。作者亲历了那个年代，他对那个年代的照相论述，可以说是高度真实可信，而我们的摄影史学家所书写的中国摄影史，完全是依靠史料，两者的真实可信度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