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论

 

       不过，也因为有了“我”拍摄我们这一群体的实践，也因此促进了摄影家与摄影记者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这种反思也正好与当代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大致同时。也就是说，在观察与记录对象的生活时，能不能具有一种自反性的视角与立场。通过自己的观察、记录“他者”的生活状态与境况的工作，是否也可以发现自己的局限与问题，是决定自己的工作有否继续下去的意义的重要指标。

       于是，有人文关怀、或者开始考虑拍摄中的人文关怀问题的摄影家，尝试如何努力把自己与对象的关系拉近，甚至试图让自己浸泡在对象所生活工作的社区与生活空间。这就有了现在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摄影家所关注、接受的社区摄影。这种拍摄方式，是摄影家长期地与对象一起生活，在被拍摄对象理解接受他们之前，不轻易拍摄直至被他们接受理解，直至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之后才开始工作。当然，更高原则的要求是，从一开始摄影家就没有以接近对象作为获取信任的手段，而是首先问自己：你究竟对于你要投身拍摄的对象与事件有什么认同？你是否认为你要投身的现实问题也是你感同身受的问题？在这种与社区共生的摄影实践中，也有一些摄影家是从社会行动主义者转变为摄影家的。他们为了田野工作的展开与记录而开始拿起照相机，但最后成为了以摄影为主要诉求与手段的摄影家。当然，我们也必须警惕的是，这种想要完全与对象一体化的倾向也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因此失去了某种客观性。就像人的社会生活一样，人与任何社交对象的无原则接近，最终“过密则疏”的危险情况就要出现。你可能最终在感情上被对象所裹胁，你无法更为理性地对待、处理你眼前的事态。而浪漫的“人文关怀”，有时还存在一种把被拍摄对象浪漫化的问题。而人性，显然并不那么单纯。如果我们认为拍摄者有可能利用对象的话，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设想到被拍摄对象会利用拍摄者的可能性。当然，就像不会为高亢的“人文关怀”所轻易打动那样，现在相当多的摄影家，也已经不再为纪实摄影表面标榜的“中立”“客观”原则所束缚了，他们坦然于自己的主观的观察与记录，甚至相信自己在某些现场的存在就是一个带来变动的动因。他们深知，自己的存在就可能引起他所在场域的某种变化。因此，如何拿捏好分寸以获得既展现了对象的生态状态与提示问题、又不为明显的非理性因素影响自己的工作，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香港摄影家谢至德的《菜园村群像照》系列，是他记录菜园村拆迁抗争过程中村民的日常生活的作品，也是一部社区摄影的成功例子。这部作品有机生长于他的记录工作中。他把村民的生存状态与抗争既作为文献记录也作为市民记忆做出相对完整而深入的视觉阐释。而他通过与村民长期共生的方式，把个人记录与观察转变为菜园村村民共享的集体记忆，也给出一种视觉上的集体身份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当代摄影中的“人文关怀”，更应该是一种像他的工作所体现的、通过摄影来创造一种共生的社会关系的人文关怀。